郑洞国到北京工作，妻子嫌北方冷闹离婚，多年后请求复婚被拒绝_陈碧莲_生活_上海

尽管祖父郑洞国始终没有公开承认她，然而我们之间的私下关系却一直维持得很好。陈碧莲长期居住在上海，每当提到她，我们总是亲切地称她为“上海奶奶”。这句话源自郑洞国的长孙郑建邦，他对陈碧莲这位前祖母的认同和敬重。

陈碧莲一生没有子女，但即便在与郑洞国离婚后，她依然对郑洞国前妻的几个孩子及孙辈关心备至。她总是像亲人一样照顾他们。即使再婚后，陈碧莲每逢节日，都会寄上上海的特产，饼干、糕点、礼物等，寄到远在东北的郑安飞家中。尽管两家人的关系始终保持着密切，但每当陈碧莲提出复婚时，郑洞国却总是委婉地拒绝。

郑洞国的大儿子始终觉得父亲晚年寂寞孤单，便一再劝说父亲与陈碧莲重修旧好。然而随着次数的增多，郑洞国的心中渐渐积累了不满。每次父子俩讨论此事后，都会以不欢而散收场。郑洞国将陈碧莲早年送礼的行为解读为炫耀其嫁给了资本家的富贵生活。而如今资本家的倒台，他则认为陈碧莲正是要借“恩情”重新找回昔日的联系。常常他会用带有讽刺的语气说道：“我的工资可能都不够她花十天。”因此，郑洞国宁愿回忆过去，也不愿再度与陈碧莲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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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6月，郑洞国计划带领全家前往北京工作。当陈碧莲得知消息后，第一反应是沉默。等到郑洞国与子女都已经整装待发，临近出发时，陈碧莲才表示自己适应不了北方的生活，并不愿意离开上海。虽然郑洞国身经百战，不是傻子，他立刻察觉到陈碧莲的情绪，但当时他满怀热血，决心北上，并未被她的反应所动摇。因此，看似是郑洞国体谅了陈碧莲不想北上的心情，实际上他同意了与她冷战一段时间的决定。

之后，郑洞国与陈碧莲异地而居，虽然两人通过信件保持联系，但彼此之间的疏远感愈发明显。郑洞国并没有打算离婚，他试图修复与陈碧莲之间的关系，但一封信以及随信而来的离婚协议，最终摧毁了这段婚姻。此时的陈碧莲，几乎都由娘家人照料，而郑洞国的收入则几乎全部寄给她挥霍。陈碧莲的母亲有时以闲聊的方式建议她找一份工作，改改她大手大脚的花钱习惯。然而，随着争执的增多，陈碧莲将母亲的意见归咎于郑洞国。她在与郑洞国离婚不久后便迅速嫁给了一位上海富商，姓钟。

从郑洞国与陈碧莲的初次相遇来看，他们的社会地位差距并不大，且各自拥有较为优越的家庭背景。然而，陈碧莲在婚姻的选择上，可以说是“下嫁”了郑洞国。她的父亲陈鸿藻，是日本中央大学法学系毕业生，后成为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还是国内著名的大律师。陈家的家风良好，陈碧莲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学识广博，除了精通国学，还擅长外语。

两人的相识是在陈碧莲姐夫、郑洞国的同乡战友肖忠贞修养的医院。当时，刚结束长城抗战的郑洞国被命令退至后方修整。在医院的日子里，两人一见钟情，半年后便结婚，时光流转至1933年秋。郑洞国在陈碧莲之前曾有过一段婚姻，妻子覃腊娥不幸去世，生育了两男一女，三个孩子。若非覃腊娥早逝，郑洞国或许也不会在情感上有所波动，更不会轻易接受陈碧莲。

婚后的日子没有蜜月，郑洞国便前往南京中央军校受训，之后便被带回战场。覃腊娥所生的孩子，一直生活在郑洞国的父母家里，并未进入陈碧莲的新家庭。因此，婚后初期的陈碧莲，大部分时间还是独自生活，甚至在郑洞国常常出差的情况下，她也多住在娘家。

那时的她还年轻且有些叛逆，她决定主动了解郑洞国的具体情况。1934年10月，当郑洞国被调回北平驻防时，陈碧莲便买了车票，主动跟随前往。她的行动大胆，而郑洞国的勇敢与陈碧莲的主动，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鸣。两人的性格渐渐在相互影响中变得相似。郑洞国勇猛作战，陈碧莲则大胆追随，几乎跑遍了中国。

1938年台儿庄战役时，郑洞国在最前线指挥，面对日军炸弹的袭击，他险些丧命。爆炸的弹片被他腰间的一枚银元挡住，保住了他的性命。陈碧莲听到消息后，吓得脸色苍白，但郑洞国身边的副将却早已习惯了这种局面，纷纷称他为“打不死的郑洞国”。

1939年的昆仑关战役，郑洞国再次亲临一线，陈碧莲在后方为士兵们进行义演，鼓舞士气。1943年初，郑洞国被命令前往印度作战，陈碧莲毫不犹豫地偷偷跟随他，来到远征军驻地。在这段日子里，陈碧莲不仅照料郑洞国的日常，还用流利的英语帮助他解决沟通问题。

在印度，郑洞国与美方将领史迪威之间产生了矛盾。陈碧莲的弟弟陈泽森也随军，成为郑洞国的机要秘书，因此她对军队的行踪了如指掌。1943年秋，当陈碧莲带着行李出现在郑洞国面前时，不仅郑洞国吃惊，连陈泽森也感到错愕。尽管陈碧莲的行动有些冒险，但这一举动却让郑洞国深感触动。

她在印度的日子持续了两年，期间，她为郑洞国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无论是生活上的照顾，还是与美方的沟通，陈碧莲都在默默奉献。

发布于：天津市